如何区分事实与观点？

昨天，《纽约时报》观点版发表了托马斯·弗里德曼一篇文章，他说佩洛西的选择非常鲁莽、危险、不负责任。“她做这事的时机不能更糟了，乌克兰战争尚未结束……地缘政治的基本常识是，你不会同时跟两个超级大国发起两个前线的战争。拜登没有明确要求她不要去，显然是因为担心这会让他显得对华比较软弱。一个民主党的总统无法阻止一位民主党的议长做出他的安全顾问团队一致认为不明智的举动，这说明我们的政治是多么的功能失调。”

一位朋友说这篇文章写得清楚明白，值得学习。这是弗里德曼的一篇专栏，他要在文章中提出他明确的观点，佩洛西不该做某事，因为什么什么事情，有理有据。

20世纪的前三十年内，英国哲学的中心是剑桥大学，那里有怀特海、罗素和维特根斯坦，他们在逻辑学和数学哲学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到1930年，牛津大学的哲学家开始崛起。1936年，艾耶尔出版了《语言、真理和逻辑》一书。艾耶尔曾加入过维也纳学派，这一学派提出要消除科学和哲学中所有超出经验观察和事实的论述，反对形而上学。在他们看来，哲学的工作就只剩下了净化语言、分析命题，消除我们在描述世界时的主观性痕迹。

《语言、真理和逻辑》书封

从维也纳学成归来后，艾耶尔把他学到的理论跟英国的经验主义传统结合了起来。在他的朋友以赛亚·伯林的鼓励下，他把自己的思考写成了一本书，结果引起了轰动。他在书的开头就攻击了之前所有的哲学：“哲学家们的那些传统争论，大部分是没有道理的，正如这些争论是没有成果的一样。”他认为只有能被观察证实或证伪的陈述才是有意义的。这样的话，道德判断都是没有意义的，只是在表达赞扬或指责，而不是在报道或预测。艾耶尔写道：“说偷钱是错的，这句话没有任何事实性含义，没有表达任何对或者错的命题。”同理，也没有任何观察能证明一个人应该帮助他的邻居。说大屠杀是错的都变成没意义的了，这让很多哲学家无法接受。“在18世纪，休谟说从事实推不出应该，他还只是在批评教条主义者和虚伪的人，艾耶尔却无差别地攻击了道德哲学的根本理念。”以前观念论者和实在论者对现实的结构有不同的看法，但他们都不会怀疑道德判断是有意义的，不怀疑人类能够发现道德真理，他们同意不只存在可观察、可计算的现实。而艾耶尔宣称，关于对错、善恶、正义和美德的陈述无法被翻译成经验科学的语言，因而是无意义的，我们找不到什么更深层的、超验的、有价值的东西。48岁的牛津神父马丁·达西写了书评后就把它烧了，贝利奥尔学院哲学教授桑迪·林赛把它扔出了窗外。

区分事实与价值不是好事吗？我们也说要区分事实与意见，卡海尔和蕾切尔·怀斯曼指出，这两种区分是不同的。“对思想可信性等级的区分可以追溯到柏拉图（他区分了意见和知识），但事实与意见的区分却是比较晚近的事情。它出现于两次战争之间的美国，因为一场推广批判性思维的运动。批判性思维是为了抵御广告和宣传。1940年，《研究技能测试》中提出要学生分辨事实和意见，因为错把观点当作事实就等于受骗，把烟雾和影像当作现实。”但在美国的教学中，对事实与意见的区分往往只依据句子的用词，所有估价性的陈述都是意见，无论是否有依据，如“林肯能言善辩”、“她的身材比我的好”、“蓄意杀害无辜的人是错的。”

逻辑经验主义者提出区分事实和价值，他们的论证是休谟在《人性论》中提出的，它被浓缩成了一个口号：从“是”推不出“应该”。这是一个逻辑学上的分析：如果结论中得出的一个项没有出现在的前提中，这就是一个错误的推理。比如“人都会死，苏格拉底是人，所以苏格拉底是雅典人。”雅典人没有包含在两个前提中。所以休谟说：“在我所遇到的每一个道德学体系中，我一向注意到，作者在一个时期中是照平常的推理方式进行的，确定了上帝的存在，或是对人事作了一番议论；可是突然之间，我却大吃一惊地发现，我所遇到的不再是命题中通常的是与不是等连系词，而是没有一个命题不是由一个应该或一个不应该联系起来的……这个应该或不应该既然表示一种新的关系或肯定，所以就必需加以论述和说明。”休谟的观点跟事实和价值二分法是一致的，事实是用描述性语言来表达的，即各种是什么。价值是用评价性语言来表达的，即各种应该怎样。因此，说从“是”推不出“应该”，就等于说从事实推不出价值。比如“全球气温过去五十年上升了一度”，这是一个事实，从中推导不出应该如何应对。

1930年代，四位英国女学生爱丽丝·默多克、伊丽莎白·安斯康姆、玛丽·米奇利、菲利帕·福特进入牛津大学学习哲学，之后，她们凭借自己的才智、勤奋和信念挽救了哲学，英国学者克莱尔·麦克·卡海尔和蕾切尔·怀斯曼在《形而上学动物》一书中记录了她们相互启发、相互支持的经历。

《形而上学动物》书封

安斯康姆曾经是维特根斯坦的学生。她有七个孩子，家里很乱，文件跟脏盘子堆在一起，其间甚至可能有维特根斯坦的手稿。1959年，《卫报》发表了一篇她的特写，记者问她是如何兼顾孩子和全职工作的，她回答说，“你要明白，“脏一点没关系”。年龄小的孩子被放出去玩时，身上贴着“如果发现走失，请送回圣约翰街27号。”

安斯康姆首先承认，从“是”推出“应该”不是一个严格的演绎推理。但不等于说这种推理是非理性的，除了演绎推理之外，还有其他理性推理。她说，如果只有演绎推理是理性的，那么很多理性的推理都会被排斥在外。比如从“是”推出“需要（need）”，假如土壤中没有足够的铁，蓝莓先是会患锈病，然后死掉，所以蓝莓需要含铁量充足的土壤。这个论证中，结论中的一个项（需要）也没有出现在前提中。

1950年，哲学家黑尔对逻辑经验主义的立场做出了一些弱化，他在一篇论文中说，有一些概念是密集概念，既描述又评价，既有事实又有价值，比如“朋友”。福特说，描述性语言和评价性语言是无法截然分开的，说一种行为粗鲁，这就是在描述，也是在斥责。粗鲁的行为违反了群体规范，人们都会赞同某一行为粗鲁是事实，虽然它没有任何物质存在。如果粗鲁的判断可以是客观正确的，关于野蛮、同情或正义的判断是否也一样？

艾耶尔提出要拒斥形而上学，四位女学者则认为我们永远是形而上学动物，有追求超越性的一面，她们致力于把哲学“带回混乱的背景、与他人共处的日常现实，带回古代哲学家看到的人类生活、善与形式的深层联系，带回我们是活生生的动物这一事实。这四位女哲学家以不同的方式平衡我们的动物性与我们也使用语言、提问、描绘图景这一事实。作为形而上学动物，我们的发明、符号和艺术作品改变了我们周围的世界以及我们自身。”

我们不同的认知结果的可信度是不一样的，至少从柏拉图开始就有这种区分了，他认为观点是对变动的东西的认识，对不变的东西的认识才是知识。

但事实-观点（fact/opinion）的区分是比较晚才有的。它出现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美国，有人说为了培养负责任的公民，需要开展批判性思维的教育，用它来抵御广告和宣传，因为一战的经历，以及爱德华·伯内斯出版的《舆论的结晶》和《宣传》。他在战时和战后为美国做宣传，把自己树立为第一位公关顾问。他在书中解释了群体是怎样被操纵的，把一些产品或组织跟符号联系起来。这两本书很吸引人，也让人感到震惊。教育理论家做出了回应。1940年，贺拉斯·摩斯和乔治·麦丘恩出版了《研究技能测试的项目》，这个工具的要求之一是让学生区分事实和观点。“学生要能够区分真实的东西和单纯的信念。无论是在新闻、广告还是历史书中，区分事实和观点都至关重要。”误把观点当作事实，就会受骗，把烟雾和镜像（虚构和宣传）当作现实。

《宣传》书封

这一区分当然是有意义的，事实是人们都赞同的讨论的起点，有别于可行的猜测、相互竞争的解释和直接的宣传。在法庭、报道和辩论中，更大的客观性是正当的目标。但美国的学校的教法有问题。事实被定义为“可证实的真相”。判断是不是真相，要看相信它是否有依据。教科书作者却很少讨论什么是充分的证实。这很明智，因为无论他们如何解释，都会引起争论。哲学论证是不是证实？数学证明呢？最简单解释推理呢？初步的实验结果算不算？证人的证言呢？无论怎样说，都会被视为观点。所以作者都不讨论证实，而是代之以语言学检测，看一些表述使用的形容词，来判断它是事实型的还是非事实型的 。所以教孩子的不是一种主张的特征，而是判断它们是怎样被表达的。

这些作者列举了那些标志性的用词，就像观鸟手册一样。有的说要去看用的形容词是不是跟数量、大小、形状、颜色、材料有关，关于可证实的信息。相反，观点的标志是漂亮、丑陋、最佳、最差、昂贵、疲惫、美味或恶心。它们描述的是你的感受。或者更明显的词，应该、认为、好的、对的、错的、相信、觉得等。只要评价性的陈述都是观点，不管有多少依据，如“林肯能言善辩”、“她的身材比我的好”、“蓄意杀害无辜是错的。”

这样，关于好坏、应该和不应该、对与错的判断都是主观的反应，就像食欲或者恶心。怎么评价都是不对的，因为价值不可能是事实。但信念有的是不可靠的，偏执的，有的比较可靠，比较经得起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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